[17]不过，现实中却罕见地出现了这样的确认无效判决。

但是如果从孟母堂的学生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受教育权的角度考虑，则其非法教育实践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以合宪性审查和宪法解释机制程序的建立为契机，完善具有实效性的宪法解释学体系与方法论。

当然，这一讨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们开始面对一个事实，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法律也存在违宪的可能性，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是刻不容缓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宪法学一方面努力保持宪法与现实的协调，另一方面努力以科学的范畴体系回应改革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学者们树立了学术自觉，认为如果宪法学不能关注农民问题，有可能成为城市宪法学，失去宪法学发展的社会基础。1982年宪法颁行后，宪法学界在宪法精神的弘扬、宪法条文的理解、提升全社会成员宪法意识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宪法学与社会保障法学的对话 主要集中在：社会权与自由权的关系。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齐玉苓案的司法解释后，围绕基本权利效力、宪法与私法、教育权的宪法救济、宪法与司法关系等问题引发了学术争议。为了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充分实施宪法，需要充分发挥宪法解释的功能。34瞿秋白:《苏联宪法与共产主义》, 《向导》1924年第59期, 第2页以下。

张慰慈的译文《俄罗斯苏维埃政府》, 提醒读者讨论这种最新的苏维埃式的政治制度, 必须从这制度本身着想, 万不可和布尔塞维克主义混杂, [20]援引了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第53条的内容。有的著作用部分篇幅专门介绍苏俄宪法, 如朱采真1929年《宪法新论》、李铁铮译1931年《欧洲新民主宪法之比较的研究》、潘大逵1931年《欧美各国宪法史》、田原1932年《政治学》、胡越1933年《比较政治》、张知本1933年《宪法论》、章渊若1934年《现代宪政论———中国制宪问题》、张庆泰1935年《欧洲政府》等。不过总体上, 苏俄宪法在北京的传播要晚于上海, 早于其他城市。张西曼堪称民国时期中苏文化交流使者,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他曾建议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是中苏文化协会和《中苏文华杂志》的创办者。

15高一涵:《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 《太平洋》1919年第1期, 第1页以下。1918年12月28日, 张君劢陪同梁启超从上海启程赴欧洲观察巴黎和会。

最高苏维埃的权力虽然是最高的, 但是它来自下级苏维埃的层层授予。如瞿秋白、蔡和森、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恽代英、彭述之、任弼时、李达等在1922-1926年间均撰写过有关苏维埃制度和苏俄宪法的文章, 很多文章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刊, 如《新青年》《少年世界》《先驱》《向导》《中国青年》等。因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 其主导者是苏联, 共产国际提到的苏维埃宪法自然以苏联宪法为模板, 而当时的苏联宪法是以1918年苏俄宪法为蓝本。邓毓怡编辑该书的基本背景是, 他于1922年6月在北京发起成立宪法学会, 而发起成立宪法学会的主要原因是民国北京政府决定重开国会启动制宪。

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李大钊全集》和《陈独秀文集》, 所收录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文章分别是351篇和181篇, 合计532篇。朱采真:《宪法新论》, 世界书局1929年版, 第1页。更重要的是, 张西曼本人正是研究苏俄宪法和苏联宪法的专家。陈公博1919年5月曾根据同年2月出版的一份外文期刊翻译了苏俄宪法。

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提到, [30]曾阅读过一篇专门研究苏俄宪法的文章, 即张慰慈《俄国的新宪法》。35陈独秀:《答张君劢及梁任公》, 《新青年》1924年第3期, 第1页。

苏俄宪法开创的社会主义宪法事业, 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发扬光大。比如, 梁乔山的《俄苏维埃共和宪法评论之评论》一文援引了苏俄宪法第3、4、5、9、79条, [19]尽管文中没有指明所援引条文的出处, 但是提到最近始有苏维埃共和宪法条文见诸报端, 经比对, 和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完全一致。

[44]8月, 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中指出, 建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必须通过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沈雁冰使用苏维埃的时间稍晚于陈公博。张君劢选择在创刊于上海的《解放与改造》上首先发表苏俄宪法译文, 与张东荪的私人关系或许也是重要因素。1927年10月20日《布尔塞维克》发表瞿秋白亲自撰写的《布尔塞维克发刊露布》, [38]号召下层民众直接起来行使民权, 实行苏维埃的政治制度。陈炯明在主政漳州期间, 比较重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俄宪法的运作。[56] 1918年苏俄宪法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真正为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宪法, 经过张君劢、陈公博、瞿秋白、郑斌、章友江、张西曼、谢觉哉等数代学者的努力, 经过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局部实践, 形成了有关苏俄宪法的研究文献、规范和党的文件, 这些成果中有些内容经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整合与梳理, 成为制定1954年宪法的重要参考文献, 苏俄宪法所体现的社会主义理念与原则融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之中。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太平洋》1919年第1期, 第14页。这些共产党先驱中, 相当部分有在苏俄长期生活的经历, 瞿秋白和刘绍周等人还受到列宁的接见, 他们的文章对于否定苏维埃制度观点的回击自然更加有力, 澄清了有关苏俄宪法的一些观点, 使得苏俄宪法在中国的传播更加深入。

[3]苏俄政府还将苏俄宪法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文字,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宣传局在1919年1月曾经用中文出版1000份苏俄宪法。三年三件大事, 均发生于上海, 且均导源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8年苏俄宪法。

苏俄宪法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已经在中国传播, 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建设新政权的思想基础之一。1954年宪法和苏俄宪法的相似度如此之高, 有两个原因:一是苏俄宪法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二是毛泽东和列宁将这两部宪法都定位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宪法。

当然, 魏玛宪法规定大量的社会权、扩大经济制度的调整范围、强化宪法的经济调整功能, 并非完全根据苏俄宪法。[32]沈雁冰1920年还有两篇译文使用了苏维埃, 分别是《游俄之感想》和《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根据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早期专门研究苏俄宪法的文章是张慰慈《俄国的新宪法》一文, 该文发表于《每周评论》, 而《每周评论》创刊于北京, 而且该文的发表时间比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早了三个半月。1940年2月23日吴玉章在给马列学院作报告时认为, 今年的宪法应该是团结全国人民抗战建国的宪法, 这部法像欧洲不可, 像苏联也不行。

[50] (四) 苏俄宪法精神融入1954年宪法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始见于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有的著作本身就是有关苏俄宪法的研究专著, 如施伏量1929年《苏俄政治制度》、胡庆育1929年《苏俄政治之现状》、陆宗贽1929年《苏俄宪法与妇女》、郑斌1933年《社会主义的新宪法》、[26]胡庆育1935年《苏联政府与政治》、李立侠1935年《苏联政治组织纲要》等。

66胡越:《比较政治》, 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 第349页。至此, 苏维埃制度和苏俄宪法得以在中国局部区域实践。

[23]总之, 处于东南一隅的闽南地区, 因为陈炯明个人的因素而成为较早接触苏俄宪法和实践苏俄制度的地区之一。这篇最早专门研究苏俄宪法的文章发表于1919年6月29日, 李大钊这篇文章发表于1919年8月17日, 比张慰慈文晚了一个半月。

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一经发表于上海, 即迅速传播于北京和广州, 而李大钊主要活动于北京, 陈独秀主要活动于上海和广州, 作为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密切关注和研究苏俄宪法, 因为苏俄宪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首次宪法实践。[33]瞿秋白不同意《申报》刊载的署名心史的《俄国宪法上共产主义之变化》一文的观点, 为此撰文《苏联宪法与共产主义》, 发表于1924年3月26日《向导》。在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发表后, 有更多的文章开始援引苏俄宪法译文, 其中有的文章援引的不是张君劢苏俄宪法译文中的条文, 这形成了援引苏俄宪法条文的不同形式。李大钊在《宪法公言》发表的宪法学文章, 有《制定宪法之注意》《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等。

31我去年五月, 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出版的Maoriland worker, 译了一篇俄罗斯的宪法, 十一月译了一篇匈牙利的宪法。据笔者考证, 最早完整翻译并发表1918年苏俄宪法译文的学者是张君劢。

100年前, 苏维埃是相互独立的三个字, 而现在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词语, 一个内涵确定外延明确的词语。《国家与革命》所论述的苏维埃制度, 本身就是一项以工农兵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旨在发动劳动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国家。

以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必将丰富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人类生活发展规律, 我国和外国有许多相似, 因此, 研究外国宪法对我们有帮助, 不吸收他们的经验, 限制自己在小的时空圈子里, 不能写出合适的宪法。